作者：Tom | 2020年6月12日
在2020年初，我們揀選了皮革作為必須注意著的其中一個時裝潮流。但皮革絕不是時裝界的新寵，儘管它絕對知道如何不斷重新定義自己。它已成為古希臘人，世界各地的電單車幫派的服裝選擇中的特色，並已發展成為現代亞文化的主體和性表達的代言人。時尚專家Eva de Vries與我們一起解釋了皮革的歷史是如何與材料本身一樣多姿多彩。
從本質上講，時裝是不斷轉變的，在其對未來的不懈追求或至少塑造未來的面貌中，已經將許多材料納入了整個歷史軌道，例如襯裙的馬毛，巴斯爾裙襯秸稈和化妝中的鉛。但是能在時裝界中維持並非易事，這正正是皮革及其在服裝中的作用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因。 皮革經久耐用且用途廣泛－是任何優質材料的兩個標誌－從電單車者到酷兒文化，其新穎的特色在亞文化表達的渠道中成為一種表達方式。 Eva說：「它已成為男性氣概和與別不同的象徵，並且在不斷發展。」 那麼皮革是如何成為時裝界的最愛呢？
皮褸
要好好地開始追踪皮革的流行程度，還有什麼比帶給時裝界最深遠影響的作品之一：皮樓能相比。「皮革真正地進入了高級時裝領域，其中包括愛馬仕（Hermes）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等大型經典皮革公司。」 Eva說：「是愛馬仕在1918年向威爾士親王介紹了一種帶有拉鍊的皮革高爾夫外套。但這仍然是運動服的形式，之所以選擇皮革，是因為皮革是當時最耐用的物料。」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皮革和皮褸才真正盛行，這要歸功於不太可能成為的時尚潮流預兆–電單車幫派。這些電單車團體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退伍軍人的推動，其中許多人發現很難重返社會。他們被剝奪了他們習慣的同性友誼帶來的舒適感，剩下探索社會否認他們的任何同性戀慾望的可能性。電單車幫派通常幾乎全都是穿著皮樓的男性，而皮樓則是從一種實際需要開始的，後來又變成了一種「感覺」。
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在飛車黨 (The Wild One)鞏固了皮革作為酷兒及電單車手象徵的地位
「電單車手起初是出於保護性質的目的而穿皮革的，就像Levi為工人開發的牛仔布一樣。」Eva說：「但是堅固耐用的材料與電單車手希望被視為超級男性氣概的形象非常兼容，因此增加了它的流行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電單車手俱樂部開始狀大，結果皮革從堅固耐用的材料中彈射而出，成為電單車手亞文化的代名詞。 因此，這被好萊塢所接受，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和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等人炫耀極其陽剛的人物形象，穿著牛仔褲，毆打妻子（從那個時代的好萊塢電影中拿來的白色汗衫的不幸暱稱）和皮革夾克。」
戀物文化及男性氣概
白蘭度和迪安的雙性戀使皮革的採用成為該材料與男性氣概和酷兒文化雙重聯繫的重要一章。儘管他們可能將皮樓作為電單車手的主要代表物，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這些圈子中交往的同性戀者將皮樓帶到了嶄新，被禁止的高度。皮革很快就成為極端，野性男子的信號，因此在男同性戀者中樹立了新的身份。暗地裡，戀物癖時尚漸漸興起－是性慾和服裝之間的交叉點－並由皮革佔據了主導地位。不再限於皮樓； 皮革長褲，帽子和靴子是比較傳統的服裝，而吊帶，內衣和口罩則成為很多人所追求擁有的配件。「穿著皮革有點像第二層皮膚。」 Eva解釋道。「它強調身體的形狀和曲線，賦予其性吸引力。」
很快，皮褲，帽子及內衣便誕生
皮革起源於兵役和電單車團體，因此具有天生的階級吸引力，這就是為什麼圍繞皮革的許多文化都與統治和紀律為中心的性行為聯繫在一起的原因。酷兒文化及男同性戀者，被認為是這種思想的主要倡導者，但那與皮革周圍的意像一樣重要，因為它確實使酷兒們在社會中常常起著順從的作用。
芬蘭湯姆（Tom of Finland）以他的超男性化和性愛漫畫而聞名，並定義了整個同性戀藝術時期
芬蘭湯姆（Tom of Finland）等主要藝術家以他們挑逗性的酷兒，穿著皮革的健壯男子的漫畫而聞名，並幫助樹立了「皮革男子」的形象和標準，同時也塑造了整整一代同性戀藝術和一種理想中的理想。他的作品描繪了展現經典男性特徵的男人，並因此成為同性戀男子的形象，他們認為他們需要與經常被混為一談的「柔弱」形象打交道－尤其是在60年代的美國，男性裸體文化和同性戀文學在媒體上被非犯罪化的時候。
皮革的叛逆性
除了皮革固有帶來與「性」的觀感外，它還具有叛逆性的象徵意義。電單車幫派（以及白蘭度和詹姆士·迪恩飾演的角色）在社會上是異類，就像酷兒一樣。「從某種意義上講，穿皮革已經成為一種反叛行為，或者是在對外人宣稱您在慶祝，而非在壓制自己與其他人的不同。」Eva說。「後來隨著龐克文化進一步發展。反對主流群眾反對穿主流西裝。皮褸，例如Ramons穿的皮褸，都是定制度很高的服裝，並具有鮮明的個性。」
皮革文化仍然存在，更多來自亞文化的皮革服裝正進入主流
隨著戀物俱樂部風潮的興起，這種叛逆文化延續了數十年，其中包括許多酷兒女性社區幫助證明皮革不僅限於男性。但是，現代時尚的興起對這些社區和皮革的象徵意義產生了影響。 當我們看到皮革物品出現在時裝展上時－范思哲（Versace）和古馳（Gucci）最近的嘗試－這種成功威脅著皮革為邊緣化群體提供庇護和挑釁性質的過往歷史。再加上對同性戀文化中皮革被社會扭曲或誤解，以及皮革行業無法更具包容性和與時俱進的事實，這無疑是一種在火下的狂熱。
不過，正如我們所見，皮革是耐用的，而且如果鑑賞家能夠繼續利用這種品質並放棄主流文化和排他性的束縛，無疑會有更多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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